98年印尼排华运动的前因后果
1998年5月，在地球的赤道线上，曾经以拥有优美的舞蹈、动听的民歌为荣的千岛之国的印尼，不幸发生了一宗宗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针对华裔印尼人的惨案。这一宗宗惨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日本皇军的种种罪行、可谓“不遑多让”！暴徒们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行，实际上已令国家声誉受损、民族蒙羞。
在人类即将步入21世纪，进一步冲破疆界地域、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为局限，进入一个更高尚、更文明和更和睦相处的新世界，竟会发生如此难以置信的惨案，岂不令人深思！人们有必要去探求其前因后果，找出制止的方法，祈求人类社会不再发生类似的灭绝人性 的暴行。
有历史局限的概念
印尼历次排华事件，往往把华裔和“原住民”对立起来，制造民族矛盾。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原住民”这个概念的历史含意。
现在的印尼民族，有人考据其祖先是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省，和现在云南省的傣族是同一祖先。在历史久远的年代， 傣族的祖先向南迁徒，先到泰国，即现在的泰国民族；再向南迁徙到 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民族；再继续南迁到印尼诸岛，就是现在的印 尼民族。在这个民族大迁徙之前居住在印尼诸岛的真正的“原住民”，大 都逃到更荒凉的深山野林，如今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仍有他们 的后裔。
因此，“原住民”这个属于民族学的名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当一个民族（族裔）迁徙到某一新地方，最初应是“外来者”，定居下来后，世代相传，慢慢就由“外来者”变成了“原住民”—— 这是相对于再迟来的“外来者”而言。 早在汉唐时代，华人已经有迁徙到印尼诸岛的记载。现在为数众 多的华裔印尼人已经是几代甚至是几十代居住在印尼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只知道自己是华族而已，对于中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为什么还被当作“外来者”的“次等公民”呢？
随着社会的更加现代化，人权和民主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空气和阳光，“原住民”这个概念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迁徙是自然规律
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否定现代国家是一个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的国家。他们坚持国家应该是单一民族（主流民族、一种文 化（主流民族的文化）的国家。他们排斥和歧视其他少数族裔和这些 族裔的文化——甚至不惜采取种族灭绝的“强制同化”政策。因此， 我们必须从人类发展史去分析和驳斥他们的谬论。
人类的“迁徙”行动自古已然，今后仍然，这是一条自然的规 律。游牧民族的“逐草而居”是一种和平的集体大迁徙；古代部落战 争、诸侯争霸，占领对方土地，统治对方，这是以武力为依赖的大规 模殖民“迁徙”；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前后后，列强对弱小民族和 国家的侵略扩张，更是以武力为依赖的大规模殖民“迁徙”。
个体的和平的“迁徙”移民， 自人类有史以来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从未间断过的。这种“迁徙”不是以伤害原住民、侵占原住民利 益为前提的。纯粹是一种民间的、和平的、以谋生为目的的个体“迁 徙”。在居留地谋生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融入社会作出贡献。
华人的“迁徙”移民印尼诸岛，就是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一 部分华人，如居于勿里洞和邦加岛等地的华人，则是当年在荷兰殖民 时代，被整批整批的以“卖猪仔”的形式，被迫“迁徙”到当地开矿 做苦工的的穷人。世代相传，为数众多的华人从未有以武力去驱赶原 住民，更没有任何统治原住民的意图。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荷兰殖民者曾统治印尼350年，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占领印尼3年，他们当年如何以武力为依赖的殖民“迁徙”， 建立专制的殖民政权的历史，现今年过70的印尼老人都有深刻的印象，历史上对这史实也有记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部落制度的崩溃，各种姓、各族裔，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杂居共处、和平交往， 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今社会由于交通和资讯的高度发达，个体的“迁徙”移民绝对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 “单一体”，而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综合体”。想要回到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单一体”国家，完全是逆社会之潮流、逆历史发展而行的文明大倒退。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法西斯奉行的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极端反动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殖民者的挑拨离间
荷兰殖民者从17世纪以来统治印尼350年。殖民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寻找统治者的代理人。确实有一些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但毕竟这仅仅是广大的华人和原住民中的极少数。因此，不能说有少数原住民做了荷兰殖民者的代理人，就说原住民都是殖民者代理人。
同理，不能说有少数华人做了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代理人，就说华人都是殖民者代理人。漠视这一点，认为华人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代理人，在逻辑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在荷兰殖民统治者和原住民中间，夹着大量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人。广大的下层原住民，每天张开眼睛看到的是和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华人，却未必看到红须绿眼的殖民统治者。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日常小商品价格越来越贵，农业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贱。他们看不到在背后真正操纵价格变化、实行经济掠夺的是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只是凭直觉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华人操纵经济。
荷兰殖民统治者是乐见这种情况的，可以把反荷的情绪转卸给华人。实际上他们也不断地挑拨离间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可以分而治之，或让两个民族的力量互相抵销，以便其坐享渔人之利。
因此，印尼华裔成为印尼政局从不间断的集团利益斗争的代罪羔羊。
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在日本皇军“驾临”千岛之国前，他们早已经派遣了为数不少的间谍，渗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间谍们很清楚看到，要让皇军顺利“进入”印尼，上策就是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印尼当局叫华人为“支那”（Cina）即始于此时），华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尼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尼才能“共荣共进”。
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斗争的行列。
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潜移默化地接受荷兰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挑拨离间中散播的排华仇华论调，恰恰是中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套，对印尼民族和国家产生长远的伤害。华人移民印尼诸岛时，本身都是“外来者”。
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像殖民者一样用武力去强占土地，因此不能从事他们熟悉的农业生产，转而从事体力劳动或经营小商小贩，尤其是后者。华人以其刻苦耐劳和惊人毅力，深入到穷乡僻壤经营小商小贩。主要是把日常生活必需商品送到贫苦农民手里，然后收购各种农业土特产品，运到城市卖给大公司，赚取蝇头微利过日子。
如果用人体内的微血管来形容这些小商小贩的经济活动是颇为贴切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这样的销售网和收购网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对社会有其宝贵的贡献。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占领印尼时，印尼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商业网络尚未形成，有些地方仍存有物物交换的简单贸易方式。因此华人的营商方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华人当“买办”之说但是，当时夹在原住民和荷兰殖民者中间的华人，其地位是极其微妙的。
一方面，他们提供了这个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大部分的供求需要，自己也从中赚取一定的利润，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也通过华人的这个供销网络巧取豪夺印尼的大量财富。华人这种微妙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他们的能力所能改变的。这也是荷兰殖民者所乐见的，决不是如有的人说的那样，荷兰殖民者给华人以特殊的“照顾”。
相反，华人如超出这个范畴，威胁到荷兰殖民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甚至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有人说：华人有当上荷兰殖民者的“买办”。不错，正如有原住民也当上荷兰殖民者的“买办”一样。
但是，这是极少数人而并非全部！
如果因少数的华人当了“买办”就说华人全都是“买办”，这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犯了逻辑错误的论调，反复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一些无知者也跟风，乐此不疲，中伤华人。
1945年印尼独立，荷兰殖民者撤离印尼。华人经济曾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但很快就面临剪钞和限制的新挫折。50年代，当时的穆罕默德·哈达副总统访问中国，向中国取经，目的是学习中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回印尼后他就大力推广类似的合作社运动，想去取代和排斥华人在乡村和县城的小商小贩的商业活动。
禁止华人做小生意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使这项“合作社运动”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另一方面，华人营商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凭藉毅力和耐力，诚恳友好的经商态度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克服各种困难，仍然得以坚持下去。
到了60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苏卡诺总统颁布严厉的法令P.P.10，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的10条规定：禁止华人在县以下的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的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由此而掀起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排华反华浪潮。华人不得不涌向大城市，生活顿失依据。
其中一部分就愤而离开印尼回到中国；中国政府也多次派船接侨回国。可是绝大部分华人仍然只能留在印尼挣扎求生。此后为争取生存空间，大部分相继归化，入印尼籍，成了华裔印尼公民。受到P.P.10条例打击的，首当其冲当然是广大华人。
同时印尼整体经济实际上也受到很大伤害，其后果就是商品、产品难于疏导，物资交流困难，使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境，广大人民……特别是县以下的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怨声四起。
60年代中期，印尼进入了苏哈多执政的年代。除在政治上继续严厉对待华裔之外，在经济上他却要借助华裔来恢复百废待兴的印尼经济。因此他放宽了华裔营商限制，包括允许在县以下的营商活动。于是华裔商业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物资交流迅速改善，整体经济大有转机。在这个段，苏哈多政权以种种有利的“保护”藉口和专利经营权，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逐步取得经济上的主导作用。
少数华裔上层人物能够和皇亲国戚、当权官僚取得“合作”关系，因而可分到一杯羹，但绝对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可以分享到的！主要行业受垄断实际上，华裔经济在整体经济内所占比重，是越来越小；全印尼主要的商品和行业，例如石油、矿产、林木、各种土特产、粮食、城市房地产建筑、银行金融等，都被有背景的特权集团所垄断和控制。
据估计，单只苏哈多家族集团所掠夺的财富就达数以百亿美元。所谓“占不到人口3%的华人控制70%以上的财富”，所谓“华人掌握印尼经济的命脉”，只是捏造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而已。
何谓“控制经济命脉”？这是指某个社会经济力量（或财团）控制这个国家的关键性的经济部门（或方面），其力量足以影响政权的决策能力。他们可以在建制内派遣或寻找代理人，甚至直接加入建制，或用自己控制的经济力量，去逼使政权就范，以制订有利自己或保护自己的经济王国的各种法规和法令。
反观印尼华裔的经济力量，能有这些威力吗？
如果有的话，也不致遭此悲惨下场了。利用民族之间某些矛盾或个别事件，猜疑妒忌的心理，把华裔描绘成“掠夺者”、“吸血鬼”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这样的谎言，捏造的藉口，去煽动广大的贫民的排华情绪，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谋私利的政客们惯用的下流手段和卑鄙伎俩，藉以掩盖造成人民穷困的真正原因，转移广大平民对现实不满的目标，把灾难转嫁给华裔印尼人。
事实是华裔经济已经是印尼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荣辱盛衰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精明的当政者应该认识到华裔经济的重要作用和贡献，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华裔公民，善用和发挥华裔经济的长处和优点，来促进印尼整体的民族经济。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此时，印尼共和国在苏卡诺领导下宣布独立，设临时首都于日惹市。荷兰殖民者仍幻想重温旧梦，继续统治印尼，一场争夺战就此爆发了。在联合国支持下，印尼正义之战获得胜利，从而结束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在交战期间，出现了较闻名的民族革命者，如苏卡诺、穆罕默达·哈达、苏多莫等领袖人物。他们每天利用广播电台演讲，制造舆论去唤起民众抵抗荷兰殖民军队。
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的苏多莫，在他每天长达三、四个钟头的演讲中，花大部分时间都在漫骂华人，攻击华人，譬如今天专题讲卖花生的华人，来印尼时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背心在街头挑卖，不久之后就会由印尼人来挑担子，华人走在前面叫卖；再过不久，华人就租小店铺，雇印尼人做，自己则当老板。到了次日，他专题讲卖布的华人如何如何；后天再说卖面的、卖杂货的华人……。
他利用电台广播之便大肆煽动排华仇华情绪，向印尼人灌输所谓“所有华人的财富是搜括民脂民膏得来的”。不从正面教育人们要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积少成多、改善生活。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嫉妒、仇恨、侮辱华人，给纯朴的印尼人民在心中留下排华、仇华的错误观念，日复一日，在脑海里造成了深刻的烙印。
当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在青少年学生中间广泛地流传以“支那”代替“华人”(OrangTionghoa)来称呼华人。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迅速蔓延到全印尼。更有甚者，受影响的教育界甚至把这个排华仇华的思想意识当成是“民族主义”的教材内容之一。苏多莫这样具煽动性演讲的结果，最后竟演变成反华排华的社会基础之一。
诚然，在对抗外来殖民侵略者的斗争中，用民族主义的口号作宣传内容是一种最能迅速发动群众的策略。但是矛头要对正，否则会伤及朋友、伤及无辜。或者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发动下层人民大众，就拿与基层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华人来祭旗。这无疑是在这个国家埋下了民族矛盾的“地雷”。
经过二十多年的渲染，这种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日益加剧。到了1965年，已由意识形态发展到具体制定政策性条款的阶段。在苏哈多夺取政权前夕，又一次利用掀起排华浪潮：在赶尽杀绝印共分子的同时，因为中国当时对外政策的失误，印尼华人被打成“印共同情者”而广泛地遭到迫害和打击，当局以此为藉口推行更彻底的排华政策。
原以为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华裔印尼公民可以世世代代在印尼安居乐业，为印尼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然而事与愿违，美梦破灭，华裔印尼人真正成了无依无靠的“非原住民”孤儿，成了统治集团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和代罪羔羊。
苏哈多夺取政权之后，为谋使经济摆脱困境，在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尼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
例如：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非原住民”(NonPribumi)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起来。
自从苏哈多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多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搞经济。在苏哈多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今年4、5月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印尼经济迅速陷入困境，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苏哈多政权面对前所未有的如火如荼的“反贪污、反独裁”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运动。苏哈多又重施故伎，指使亲信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更猛烈的排华浪潮。用意非常清楚，即把要求政治改革、挽救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国家的学生运动，与抢掠烧杀、强奸轮奸的排华暴乱混为一谈，达到转移目标嫁祸他人的目的。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名正言顺”的展开镇压，又可再次“巩固”其政权。
这次排华暴乱，苏哈多集团又一次利用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今年年初，当学生们开始酝酿要求政改、反对贪污时，社会上也就开始出现煽动性的反华排华传单，内容不外是“从华人手中抢回祖先的遗产”、“消灭华人”、“赶走华人”等等。到5月初，学生运动越演越烈时，排华行动也迅速加温升级。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骚乱，很快就被有组织有预谋的针对华人的抢掠烧杀、强奸轮奸华人女性的排华暴乱所取代了。
但是，苏哈多这一次遭遇“滑铁卢”了。排华暴乱越演越烈，场面完全失控。原因是他的一个亲信野心勃勃，想乘机混水摸鱼，取而代之，因此决心要把事件搞得更不可收拾，以有利自己“用武力收拾残局”后问鼎宝座。结果内外交困的独裁者苏哈多“玩火自焚”，终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黯然下台了。
稍后他的亲信也跟着下台去了。而新当政者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实行一条没有苏哈多的“苏哈多路线”，即表面上不能不安抚一下华人，下令取消“非原住民政策”，实际上发表的言论前后矛盾，对于华裔印尼公民仍然持有敌意。
当政集团控制的所谓5月暴行“调查委员会”连敷衍性的“调查”都没做，军政官员接二连三发表对受害者、人权组织和自愿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带威胁性的言论，欲封死探讨、调查暴乱事件真相的大门，企图只手遮天，掩盖暴徒们和幕后主使者的罪行，以为可以和以往一样，达其“不了了之”之目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民族之间出现差异甚至矛盾也是难免的。一个多元民族“综合体”国家的政府对此必须一视同仁，通过宪法制定法律和教育的措施来协调那些差异和矛盾，决不能用贬低某个族群的素质水平去解决差异，而是应该通过公民教育和各种训练途径加强各族群的文化质素和生活水平来缩小差异，化解矛盾。
这是对一国家的繁荣富强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另外离印尼最接近的邻国——新加坡，人民在社会交往中可体会到，不管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族群都以自己是新加坡公民为荣。这也是政府在处理各民族和谐和团结问题上卓有成效的例子，值得各邻国借鉴。
印尼是一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国家。这个国家完全具备发展经济，促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的各种条件。
只不过历来的当政者执行的是一条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极端民族主义路线。特别是对待华裔公民，素来采取的是歧视和排斥的手段，特别是苏哈多当政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种族主义政策，无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宣言和公约。
目前世界上只有印尼政府竟然会将源远流长的华文和戕害身心的毒品相提并论！这一切都大大地阻碍了印尼的繁荣和发展。期盼印尼繁荣发展我们期望印尼的繁荣和发展，期望印尼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和民主的国家。因此，我们期望印尼有一个干净的、开明的和有远见的政府，真正建立起各民族平等协商的制度，各民族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集各民族的长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求同存异，把各民族都团结起来，携手并进，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为此使各民族产生由衷的归属感、真正热爱印尼。唯有这样、印尼总有一天可以自豪的列入国家富强、民族和睦、经济繁荣、社会文明、政治民主的先进国家行列。
为达到这样的伟大目标，首先必须彻底铲除所有的种族主义的强制同化政策，废除区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政策；改弦易辙，宣布印尼境内的各民族都享有完全的、真正平等的公民权，各民族都是印尼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同时要改革教育，废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教育，代之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睦的公民教育，从根本上铲除排华仇华的种族主义社会基础。用善良、和睦、团结和合作代替凶残、误解、仇恨和对抗教育后一代。
印尼的华裔人数远超600万，其中称得上富豪的只有那几个，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只是三几十万，仍有几百万属于中下阶层、甚至是赤贫的，和其他族裔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的。华裔作为很大的少数民族，却散居在各大小城市乡镇，甚至穷乡僻壤。华裔老一辈虽重视子弟的教育，但自从华文学校被封之后，年轻一辈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下。
印尼是一个具反华排华“传统”的国家，为什么每一次排华事件中，华裔都是任人摆布、任人欺凌、甚至任人宰割？除了百般的无奈和以泪洗脸外，到底还能做什么呢？华裔本身必须深深地反省，自强自救。当然一切要以印尼民族和国家发展为依归。
应正视自己的缺点
华裔除了由祖宗遗传下的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不良“传统”造成的劣根性——害怕官府、畏惧衙吏，对政治冷感、漠不关心，甚至受到不公平待遇也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自私自利，一盘散沙，难于团结，大都只顾自己赚钱谋生；由于教育水平低下，有些年轻一辈更不知所为，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炫耀财富，盲目地以为自我“优越感”，令人侧目和反感。
如果华裔族群希望世世代代在印尼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必须克服这些劣根性，和所有族裔团结在一起，为争取自身的基本人权、平等的公民权而共同斗争。
华裔要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华裔印尼公民”（或印尼华族）。既是“公民”就要尽自己做公民的义务，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印尼。同时要力争真正平等的公民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团结、自强自救。“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
在大力宣扬建国五原则(PancaSila)的平等精神的同时，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对印尼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危害，铲除产生排华仇华情绪的土壤。财富取诸社会，反馈社会，要为建设一个富裕的国家、搞好社会福利、纾解贫困作出自己的贡献；多兴办学校、办好教育是头等大事，大力提高包括华裔子弟在内的全体国民子弟的素质和教育水平。要提倡华裔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排场的陋习，反对盲目的“优越感”，平等待人。
华裔自强自救的道路是艰辛和漫长的。只要不懈地努力，社会进步，文明必胜！
一个各民族团结、平等、和谐的美丽的印度尼西亚一定会实现！
